大學的功能、角色與經營模式，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與時俱進。然而，近年因為科技與社會的密切互動，導致大學和其外部社會的發展更緊密地結合。
隨著科技巨輪滾動越來越快速，大學透過知識的創造、傳遞與實踐，對於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性，實與日俱增。科技帶給人類社會機會與挑戰，推動著社會迅速變遷。大學一方面掌握了自然科學的知識，得以站在科技發展的核心地位，掌握著改善人類生活機會；另一方面也因為掌握了社會與人文知識，得以回應科技進步對社會的衝擊，提出策略與制度，參與社會演化的進程。就此觀點而言，大學抱持實踐的理想，承擔引領社會發展的責任，透過行動學術積極解決社會問題，不但是已經隱然成形的風潮，也是值得積極追求的目標。
走出象牙塔，進入政企利益共同體
就「市場─國家─社會」三元互動的觀點而言，當代的大學落在三個部門的交會點上，很適合整合扮演資源整合的核心角色。早年大學源自於社會，以市民組織的身份，尋求免除國家和教會干預的獨立地位，因而有象牙塔的稱號。隨著地理大發現與工業革命時代的來臨，國家漸漸涉入大學體系，培養殖民擴張所需要的人才。尤其如德、美等較晚進入強權之林的國家，有系統地培育人才促進知識與技術的研發，是追趕的重要發展戰略，因此將其視為公共財貨，投入大量的國家預算來支持高等教育的發展。
相較之下，另有許多國家則把高等教育視為「產業」，以市場競爭的邏輯推動其發展：向學生收取高額學費作為資金，藉得以提供優渥的待遇聘請具尖端科技知識的教師，設置設備最先進的實驗室，進而生產新的專利知識，培養業界爭取的人才；學生則透過畢業後優渥的薪資來償付學費上的投資；教師則透過研究計畫或產學合作案，提供獎助學金，吸引有潛力的學生成為事業伙伴。此間，知識與技術生產、人才培育，以及專業人力提供等幾個次級市場，緊密連結成環環相扣的供需機制。近年全球化的趨勢，則進一步擴大這些市場的規模，尤其是新興市場對於已開發國家知名大學的品牌偏好，更強化了高教市場的需求，鞏固前述產業的運作。高教品牌的競爭力，則有各項全球排名機制予以鞏固，而排名所檢測的指標，則反應學校整合進既有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程度。
不管是國家主導，還是市場主導模式，對大學的經營者而言，政府與企業都是重要的贊助者，而且透過緊密的結盟，可以讓三方都獲利。政府以培育人才與創造知識公共財貨的正當性，投資高等教育和科學技術的研發，並透過政策與制度鼓勵興學，獎助研發，大學則以專業知識為政府解決治理上的問題；企業則過產學合作方案，運用大學的人才開發前瞻科技，培育所需人才，累積專利等智慧資產，爭取市場優勢，大學則因研究資金的挹注與學生出路優勢而取得高教市場的競爭力。這三股組合成利益互補的力量的三螺旋體（Triple Helix）， 主導整個國家的科技、產業，乃至於經濟的發展。對於大學裡的成員而言，能擠進此利益共同體者，可能因此致富而成「文化資產階級」（Cultural Bourgeois）， 或掌握政治利益分配的發言權而成為「新官紳」（New Mandarin）， 使知識份子（intelligentsia）在資本主義的體系中，成為一個新階級。
相對而言，較缺乏資源且利益分散的「社會」部門，最需要大學的協助，卻較少受到大學的青睞。雖然也不乏個別教師因專業需求或慈善的動機而投入社會服務，也有學生的服務性社團比較有制度地從事利他的活動，協助社會解決各種問題，但不管是在學校的資源分配，還是師生的成就評量等方面，很少大學把「社會貢獻」納入決策體制，予以更周全的考量。美國大學常見的困境，是美侖美奐的校區矗立在殘破的街區之中，學校要警告學生，入夜後不要獨自放學，最好結伴同行。校園猶如社區中的殖民地，以高牆隔出兩個世界。即使許多大學融入街區而沒有實體的圍牆，但心理的隔閡在制度的長期束縛下，實牢不可破。
臺灣採納美國的大學學制，早年在威權的環境之中力求學術獨立，後來也引進了西方績效取向的管理主義，施加壓力給教師，引導其更專注於研究與出版。雖然這樣學術秩序的建立，大幅提升了知識生產的效率，但也強化了大學的象牙塔形象。雖然儒家文化強調知識份子的責任，一般大眾也把學術界視為社會的良心，但要學校有系統地把資源與人力投入淑世的理想或具體的睦鄰政策，則必須面對體制上的巨大障礙。這方面的績效與成就，對個別教師而言，很少被認可，對於整個學校而言，對其世界排名、收入、或招生等重要考量，都沒有明顯的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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