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學的功能、角色與經營模式,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與時俱進。然而,近年因為科技與社會的密切互動,導致大學和其外部社會的發展更緊密地結合。
隨著科技巨輪滾動越來越快速,大學透過知識的創造、傳遞與實踐,對於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性,實與日俱增。科技帶給人類社會機會與挑戰,推動著社會迅速變遷。大學一方面掌握了自然科學的知識,得以站在科技發展的核心地位,掌握著改善人類生活機會;另一方面也因為掌握了社會與人文知識,得以回應科技進步對社會的衝擊,提出策略與制度,參與社會演化的進程。就此觀點而言,大學抱持實踐的理想,承擔引領社會發展的責任,透過行動學術積極解決社會問題,不但是已經隱然成形的風潮,也是值得積極追求的目標。
走出象牙塔,進入政企利益共同體
就「市場─國家─社會」三元互動的觀點而言,當代的大學落在三個部門的交會點上,很適合整合扮演資源整合的核心角色。早年大學源自於社會,以市民組織的身份,尋求免除國家和教會干預的獨立地位,因而有象牙塔的稱號。隨著地理大發現與工業革命時代的來臨,國家漸漸涉入大學體系,培養殖民擴張所需要的人才。尤其如德、美等較晚進入強權之林的國家,有系統地培育人才促進知識與技術的研發,是追趕的重要發展戰略,因此將其視為公共財貨,投入大量的國家預算來支持高等教育的發展。
相較之下,另有許多國家則把高等教育視為「產業」,以市場競爭的邏輯推動其發展:向學生收取高額學費作為資金,藉得以提供優渥的待遇聘請具尖端科技知識的教師,設置設備最先進的實驗室,進而生產新的專利知識,培養業界爭取的人才;學生則透過畢業後優渥的薪資來償付學費上的投資;教師則透過研究計畫或產學合作案,提供獎助學金,吸引有潛力的學生成為事業伙伴。此間,知識與技術生產、人才培育,以及專業人力提供等幾個次級市場,緊密連結成環環相扣的供需機制。近年全球化的趨勢,則進一步擴大這些市場的規模,尤其是新興市場對於已開發國家知名大學的品牌偏好,更強化了高教市場的需求,鞏固前述產業的運作。高教品牌的競爭力,則有各項全球排名機制予以鞏固,而排名所檢測的指標,則反應學校整合進既有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程度。
不管是國家主導,還是市場主導模式,對大學的經營者而言,政府與企業都是重要的贊助者,而且透過緊密的結盟,可以讓三方都獲利。政府以培育人才與創造知識公共財貨的正當性,投資高等教育和科學技術的研發,並透過政策與制度鼓勵興學,獎助研發,大學則以專業知識為政府解決治理上的問題;企業則過產學合作方案,運用大學的人才開發前瞻科技,培育所需人才,累積專利等智慧資產,爭取市場優勢,大學則因研究資金的挹注與學生出路優勢而取得高教市場的競爭力。這三股組合成利益互補的力量的三螺旋體(Triple Helix), 主導整個國家的科技、產業,乃至於經濟的發展。對於大學裡的成員而言,能擠進此利益共同體者,可能因此致富而成「文化資產階級」(Cultural Bourgeois), 或掌握政治利益分配的發言權而成為「新官紳」(New Mandarin), 使知識份子(intelligentsia)在資本主義的體系中,成為一個新階級。
相對而言,較缺乏資源且利益分散的「社會」部門,最需要大學的協助,卻較少受到大學的青睞。雖然也不乏個別教師因專業需求或慈善的動機而投入社會服務,也有學生的服務性社團比較有制度地從事利他的活動,協助社會解決各種問題,但不管是在學校的資源分配,還是師生的成就評量等方面,很少大學把「社會貢獻」納入決策體制,予以更周全的考量。美國大學常見的困境,是美侖美奐的校區矗立在殘破的街區之中,學校要警告學生,入夜後不要獨自放學,最好結伴同行。校園猶如社區中的殖民地,以高牆隔出兩個世界。即使許多大學融入街區而沒有實體的圍牆,但心理的隔閡在制度的長期束縛下,實牢不可破。
臺灣採納美國的大學學制,早年在威權的環境之中力求學術獨立,後來也引進了西方績效取向的管理主義,施加壓力給教師,引導其更專注於研究與出版。雖然這樣學術秩序的建立,大幅提升了知識生產的效率,但也強化了大學的象牙塔形象。雖然儒家文化強調知識份子的責任,一般大眾也把學術界視為社會的良心,但要學校有系統地把資源與人力投入淑世的理想或具體的睦鄰政策,則必須面對體制上的巨大障礙。這方面的績效與成就,對個別教師而言,很少被認可,對於整個學校而言,對其世界排名、收入、或招生等重要考量,都沒有明顯的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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