政治大學在國家危難之處境下建校，以人文社會科學為特色，培育救國建國人才。經歷九十餘載的發展，雖已轉型為研究型大學，但仍舊傳承著創校以的來淑世精神，因此積極回應此一大學重返社會的風潮，願在華人社會的大學裡，擔任社會實踐戰場上的尖兵，探尋可行的模式。
政治大學執行烏來樂酷計畫期間，適逢烏來近年最大風災，道路寸斷民眾流離失所。於是發起全校的陪伴行動，送師生團隊進入烏來，擔任各種民生與教育的一線陪伴工作。
重返社會
大學源自於社會，但彼此關係卻異常疏離，實有歷史發展的脈絡可尋。然而，近年在多重因素的影響下，大學重返社會的風潮漸起。首先，就個別學者而言，在社會科學中因應行為學派霸權而興起的質性研究方法，如詮釋學、現象學、俗民方法學、批判論等學派，重新檢視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關係以及對於現象理解的合理方式，讓研究者從抽離轉而投入，從避免干預改為採取積極的改善行動，抽象的理論被要求放進實踐的實境中檢視與驗證。新的學術想像與要求，諸如投入式學術（engaged scholarship）、參與式行動研究（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）、社基研究（community-based research）、肯定式探詢（appreciative Inquiry）等「實學」方法的開發，都增加了學者走出象牙塔的動機，拉近了大學與社會的距離。
對學校而言，長久以來獨善其身的發展策略不但受到廣泛的批評，也在實務上為學校的營運製造嚴重的困擾。學校周邊層出不窮的治安事件，影響師生到校、滯校的意願；為此遠離校區居住則增加交通成本；隨之而來的負面新聞則可能進一步引起家長及學生的關注，影響學生入學的意願，實質影響學校招生與延攬師資人才的競爭力。以美國賓州大學為例，其於1740年以「費城慈善學校」為名創校時，即明確地以「為城市服務」為目的，但在幾百年來在高教競爭的環境中，其以研究型大學的定位爭取排名優勢以及資源的政策，使學校和其所在的西費城社區，關係日漸疏離與緊張。受到84年一位教授遇害的衝擊下，這個長春藤名校在校長Judith Rodin的領導下，透過重建學校與社區的伙伴關係而再生，以更有系統的方式投入「向社區外展」（community outreach）的服務，協助在地居民解決迫切的問題，成就「利他型之自利」（altruistic self-interest）的新典範。
其他同樣備受社區條件困擾的都會型大學，如南加州大學等，都積極投入以「公民投入」（civic engagement）或「社會實踐」（social outreach）等方案或整合性計畫，透過學校高層的領導，放進校務發展的長期規劃之中，嘗試藉此整合資源來達成教學、研究與社會服務等多重使命。研究壓力極大的長春藤大學或位列前班的研究型大學都如此，其他教學型、職訓型或社區大學就更不必說。大約從新世紀以來，風潮漸起，「外展」（outreach）一此紛紛出現在各校的網頁上，更多深具創意的作法被引入，相關的校務制度也逐步改善。
相較於許多學校從自利的動機出發，進而發展出龐大的慈善與利他事業，另有許多歐美學校則從更宏觀的角度反省高等教育的發展，亦即，在資本主義體制運作邏輯與高教產業化的趨勢之下，即便被「公司化」（corporatized）的大學要在幾個互相影響的市場，競爭學生、科技人才、學術成果、企業投資、慈善捐款等，被融入既得利益體系（cooped）後，就需思考如何維持道德高度，提出某些核心價值並以實際行動實踐，而不僅僅是政權或企業的利益共同體。 有些倡議著眼於相對出世、抽離的目標，如歐洲學界傳統所強調，公共知識份子有責任捍衛想法（ideas）、價值觀等抽象的公共財貨，而需具備公共權威性（the authority of public intellectuals），來和世俗的權力對抗； 有些則比較入世地強調高等教育機構在建構更具民主、文明與包容性社會的角色。
此外，比較入世的想像，則以課責的觀點出發，強調強調大學身處社會之中，取用社會資源，需要因應人類社會面臨的迫切問題與挑戰，以更前瞻的視野與想像，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。 在比較把高等教育視為產業的英美紐澳及香港等地，大學多遵循「企業社會責任」的思維，強調學校應對於內、外部顧客乃至於全體人類及未來世代，都負有追求共善與永續的責任。當大學依賴公務預算營運的公立機構，如美國的州立大學，或如歐洲國家把大學視為國家機器延伸，其對責任的想像，就比較偏向於和政府分工，補充政府職能之不足，達成治理的綜效，如建構跨國合作的大型計畫案，突破政府治理規模不足的問題，或如美國把公立大學建構成區域智慧中樞，當地方因因產業變遷而沒落，在地的大學可能組成智力共享的智慧生態圈，翻轉「鏽帶」（rust belt）成深具創意的新興產業重鎮，如紐約州立大學在哈德遜科技谷、艾克朗大學及肯特州立大學在俄亥俄州艾克朗地區的傳奇。 有些國家雖然以私立大學為多數，但透過公務預算的大量補助私立學校，政府仍有相當可觀影響力，讓大學成為推動地區公共利益的主要引擎，如日本透過高教改革，讓各地的大學成為地方創生的推手，挽救偏鄉滅村命運。這些更具地域意涵的社會責任承擔模式，也更接近前述「利他型之自利」主義的運作模式。
綜合而言，當代的大學在全球競爭之下，需要大量人才和資源來追求科研之卓越成果，保持競爭優勢，因此整合進資本主義的研發供需體系，並與政府政策緊密結合，爭取各項評比指標的領先地位，遂為各大學經營者最核心的考量。然而，此一務實的主流，近年則注入了諸多更具理想性與道德性的反思，帶起行動學術的風潮，促使大學以實踐的精神，向所處的社會負責。政治大學在國家危難之處境下建校，以人文社會科學為特色，培育救國建國人才。經歷九十餘載的發展，雖已轉型為研究型大學，但仍舊傳承著創校以的來淑世精神，因此積極回應此一大學重返社會的風潮，願在華人社會的大學裡，擔任社會實踐戰場上的尖兵，探尋可行的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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