社會實踐辦公室的創設與任務

　　政治大學因應大學應重新嵌回社會的籲求，遂於近年發展出更適合華人社會的「社會實踐」願景。相較於許多學校回應教育部政策，多舉著「社會責任」的大纛，政大執著以「社會實踐」為名，並不是要標新立異，而有其歷史背景以及更寬廣的想像。首先，早在教育部有系統推動「大學社會責任」政策，以龐大的預算徵求計畫，鼓勵各校提出推動具體方案之前，政大即以「社會實踐辦公室」為名（英文為University Outreach Office），成立負責推動與社區關係的重建以及校內制度創新的專責單位，經費來源則是國科會（後改為科技部）的「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」計畫。該計畫源於當時政大吳思華校長以科技顧問的身份，提出「人文與科技創新」的新想像，並於102年向馬英九總統提出「讓大學成為區域創新系統的核心」之建議，之後遂有國科會人文處委託台大社會系陳東升教授主持，向全國徵集計畫。102年7月政大以「樂酷烏來計畫」成為第一批參與者之後，得以配置人力積極推動建制工作，與暨大、成大和東華攜手，開始社會實踐的創新之旅。當政府開始大規模地徵求「社會責任」計畫，社會實踐辦公室也順理成章地成為培力平台，募集人才與想法以推出新計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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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其次，「社會實踐」的積極性比「社會責任」更強。近年推動「企業的社會責任」，主要著眼於企業忽視社會責任的現實，以及企業的資源來自社會，從社會取得利潤，因此需要被課以責任，要對社會負責。同樣課責的概念要援用到大學，則必須留意此間幾個重要差別。第一，大學通常不是營利機構，以公務預算或社會捐助等非營利的方式營運，其既有的使命，包括創造知識、培育人才等，就已經是在追求社會目標，在為社會服務，盡其一己之責。在這前提下再另外強調「社會責任」，在邏輯上似有否定前者為其責任的意涵。如果不夠務實、無法切合社會需求是當前大學需要調整的問題，則強調學以致用以及理想落實的「實踐」，應該是比較適當的表述。第二，「責任」意味在課責行動下被要求履行某些義務，是個被動的意象。相對而言，實踐則是在知識與方法的引導下，主動追求特定的理想。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，內驅的、具自發性的、自主性強的行動，會比被要求、被強迫的外驅性行動更具持續力與創造性。第三，就大學的發展史而言，大學體制創設之初，即帶著免除國家與教會干預的目的，過份強調課責將違背這項珍貴的資產。反之，若以實踐精神為訴求，則非但不會斲商原有的學術獨立精神，還能夠增加新的、值得追求的元素。